断断续续终于读完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最初是在新疆塔什库尔干k2打发时光的时候翻到这本书，然后被作者的独特的视觉吸引了，拉铁摩尔的书为我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地图变化的谜底。
拉铁摩尔不是一个纯学院派的学者，1925年，拉铁摩尔前往归化城（今日是呼和浩特）旅行，归化城当时是一个陆路商埠，这里呈现出新旧杂陈的状况，除了来自天津外埠的商品交易外，还有来自草原地区的商品和内地的商品集散，这里还保持着浓厚的中世纪贸易方式。被一般西方人眼里被视为与现代文明极富落差的草原商路和骆驼商队，在拉铁摩尔眼中却充满了魅力，异样的中世纪风情反而激发了他的冒险精神。此后，他常年奔走在草原商路上，学习蒙古语，与商人们一起风餐露宿，围在篝火旁听他们讲述各种内亚腹地发生的奇闻趣事。
拉铁摩尔将内亚的旅行见闻写成的著作，很快得到了美国一些基金会的重视，在他们的支持下，拉铁摩尔也有机会进入学院中补充理论知识，整理资料，包括在哈佛大学进行了8个月的人类学训练。总之，他经历多年在蒙古草地的艰难穿行，逐步使他开始认识到游牧文明在中国史结构中的重要性，也使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具有书斋中难以形成的深刻洞察力。拉铁摩尔曾经在抗战时期当过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并访问过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过，并在1972年应邀再次访问蒙古和新疆。
中国的统一性来自于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互补共生关系。拉铁摩尔并未简单关注游牧社会的重要性，而是将视野放大到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的过渡地带以及这一地带如何成为中国历史变革的动力源头。这一过渡地带的发现，起源于他对长城的认识，他发现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
长城沿线从东到西，又被分为东北、内蒙古、西藏、新疆四个部分。每个部分与王朝的关系缘起都不一样，发展路径和导向也不一样， 这都与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拉铁摩尔把边疆看成是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视窗，并透过这一视窗深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在历史的空间上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共生关系”的典型表现在“长城地带”。历史上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朝代无一不在与汉族相邻的边缘地带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势力。生活在这个边疆地带中的人们，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上讲都属文化混合类型，他们既濡染长城内汉文化，又濡染长城外游牧文化。他们是帮助非汉族统治朝代获得生机、巩固跨长城统治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文化类型混合的地带，游牧族统治者的领导地位获得于跨文明的统治方式，即不固守农业或游牧文明的单一方式，而把两者相结合。因而中国历史上边疆与国家关系见之于这一事实，即游牧民族在长城内建立政权后，汉族又恢复自己的统治。
- 这一点可以说正是拉铁摩尔理论的核心，开拓了我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游牧民族和汉族之间不只是“茶马贸易”“绢马贸易”的互补关系，还有一种“共生关系”。拉铁摩尔明确表达了中国的统一性来自于一种混合性的力量，它既非来自内地汉族社会、也非游牧民族，而是二者混合融合的力量，这就是长城——中国的边疆地带。拉铁摩尔将这一地带称为“贮存地”。一方面，当北方游牧力量进入中原甚至在当地建立起政权时，仍然会有很大一部分游牧力量留在北部邻近的长城地区，这既避免了他们受到来自更北方的部落袭击，又为其有效统治中原地区提供了必要的人力与物力。另一方面，位于南部的中原力量也力图控制这一“贮存地”，从而有效控制北部的游牧力量。“边疆就成了草原部落团结与分裂循环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朝代兴亡循环的一个因素。草原民族不能完全征服中国，因为长期侵入中国后，终将变成汉族，留在后面的才继续保持草原生活。同样的，汉族侵入草原太远时，也会脱离中国，加入草原社会，而留在中国的则继续发展中国的生活。只有在他们中间，在两种生活都能存在而不完全丧失其本来性质的过渡地区，这两个势力才能接触融合。所以，只有边境的混合文化，才能较远地伸入中国及草原。”